「販賣毒品」與「轉讓毒品」這兩種行為之間在日常理解中可能看似相似，但在法律層面上，它們非但有著本質上的差異，尤其是在刑事責任嚴重程度上截然不同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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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件事實緣由】

本所當事人經檢察官起訴販賣第二級毒品罪，業經地方法院依藥事法論以轉讓禁藥罪。檢察官認為證人A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詞有所歧異，然衡諸常情，證人於警詢、偵查時之供述較接近案發時點，記憶應較為清晰，憑信性甚高，且因其自身案件甫經逮捕，尚無時間機會考慮其陳述對他人之影響，且亦無串謀之機會，當時證人亦未直接面對被告，證述當時心理壓力較小，較有可能據實陳述。而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言，顯係事後經權衡其自身及被告之重罪，考量其證述對被告之影響，進而迴護被告而為之託詞，憑信性甚低，自難採信。

另原審判決又以證人B於審理中之證詞認定被告無販賣毒品給證人A。惟證人B於偵查中證稱：案發當天有前往該處，且其中1次並沒有看到A與被告拿毒品之情形，原審未審酌證人B曾表示未看到A與被告交易毒品之狀況，而逕以證人B未目擊被告與證人A有議價之情形，而認定被告無販賣毒品之情事，亦顯有論理之瑕疵等語。

【高等法院：駁回上訴】

然經本所調查認為，證據證明力不應因其陳述時期有先後不同，即執為判定證明力強弱的標準，無所謂「案重初供」情形，所謂「案重初供」之說，已屬無據。次按證據之證明力，雖由法官評價，然心證之形成，由來於經嚴格證明之證據資料之推理作用，通常有賴數個互補性之證據始足以形成確信心證，單憑一個證據則較難獲得正確之心證。尤其具有對向性關係之單一證據，如毒品交易之買賣雙方，買方或為獲邀減刑寬典，不免有作利己損人之不實供述之虞。

此種虛偽危險性較大之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，為避免其嫁禍他人，藉以發見實體之真實，除以具結、交互詰問、對質等方法，以擔保其真實性外，自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，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。

從而，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法院調查所得事證，僅見證人A證述前後不一，其證詞之憑信性，已非無可疑。又證人B等人之證詞，亦無法資為證人A於警詢、偵查中關於指稱被告販賣毒品之證詞為真實，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未審酌證人B未看到A與被告有議價之情節云云，然證人B既未看到被告與A關於甲基安非他命曾有過議價之情，自無法發生證據積極之心證作用，乃屬當然之理。是原判決綜合全部卷證資料，認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之罪，不能證明，所論述其證據取捨及無法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心證理由，並無違反證據法則所持之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可言。

本所律師團隊於臺灣高等法院竭力為被告進行辯護後，最終經臺灣高等法院駁回檢察官之上訴，維持原審論以轉讓禁藥罪之判斷。
 

參考資料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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